谌旭彬：权力来自谁，便对谁负责

赋予民间耆老特殊政治身份的这件事，至晚可以追溯到洪武十八年（1385）七月。

该月，镇江府老人韦栋等人赴京为本县官员作保。朱元璋得到启发，开始关心百姓会不会挽留离职或被捕的地方官，挽留则说明地方官得民心，不挽留则说明地方官乃是“不才者”。同年十二月，朱元璋又下旨说，之前由地方官府推荐给朝廷的“聪明正直之士”，大多名不副实，故决定让民间耆老也参与到推举工作中来。同年底颁布的《御制大诰》，与次年颁布的《御制大诰续编》，又赋予了耆老联名举报害民官员、绑缚害民胥吏与游民送官、入京为好官作保等特权，且允许他们即便没有路引也可手持《大诰》集体赴京。

在《御制大诰续编》的第八条里，朱元璋解释了为什么要这样做。他说：自古至今，官府有大事皆需向本地“高年耆宿”咨询，所以古人以“德行超群，市村称善”为标准，将一些本地老人选拔出来，让他们担任“耆宿”一职。贤能的官员遇到难以决断的公事，便会将“耆宿”请来会商。这些老人年纪大，经历多，做出的决策必定妥当。如果明帝国的各级官府普遍重用“耆宿”，政务一定可以搞得很好，“无不昌焉”。

这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变革。

洪武时代以前，“耆宿”只是一种尊称，含义仅止于“德高望重的老人”。朱元璋赋予“耆宿”介入各种地方政务的合法权力，乃是将这些“德高望重的老人”制度化，将他们从普通百姓中剥离出来，提升为统治秩序里的重要一环。当时的具体政策，是“令天下郡县选民间年高有德行者，里置一人，谓之耆宿，俾质正里中是非，岁久更代”。明代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，“里置一人”便相当于每一百一十户底层百姓里，会有一位老人由地方官府认证为“耆宿”。这些老人可以向朝廷推举“孝廉”，可以捉拿游民与胥吏，可以举报或保全地方官员，可以负责“籴粮置仓”的备荒工作，可以向朝廷提议增设地方行政机构，还可以代替官府处理乡间的官司纠纷。

让耆宿参与地方治理，允准他们介入这么多基层事务，意味着朱元璋对耆宿的期望值很高，既希望他们成为地方官府了解民情的渠道（政务需与耆宿商议），也希望他们能对地方官吏起到监督作用（耆宿有赴京举报之权）。效果也确实有一些。比如开州府的耆宿董思文，因劝告本州同知郭惟一“务要安民”未果，选择赴京告状。郭惟一率人半路拦截，将董思文等人抓了回去，“收监在禁，监死董思文一家四口”。董思文的侄子董大再次赴京告状，郭惟一遂被朱元璋下令枭首示众。

但更多的是失望。

朱元璋发现，许多耆宿获得参与地方治理的权力后，并没有对地方官吏的害民行为起到监督与约束作用，反成了新的害民者。嘉定县的老人蒲辛四便是一个典型。他与两个儿子分立为三个户籍，自己充当耆宿，一个儿子充当里长，一个孙子充当甲首。蒲辛四平日里经常欺负乡民周祥二，勒索骗取他的钱财。《大诰》颁布后，蒲辛四担忧周祥二响应《大诰》的号召，将自己当成害民者举报，遂父子三人合作抢先发难，将周祥二绑起来，诬陷他是“害民弓兵”——弓兵是一种官府派给百姓的劳役，主要负责维持地方治安。为了让周祥二承认自己是“害民弓兵”，蒲辛四对周实施了酷刑，“用油浸纸捻插于周祥二左足大指二指两间”。周祥二不肯签字画押，便点燃油纸捻灼烤他的脚趾。取得签字后，蒲辛四父子将周祥二押送到了京城。万幸通政司发现周祥二脚上“有火烧疮肿”，追查之下才让事情的真相曝光。朱元璋勃然大怒，下令将蒲辛四父子“枭令示众，籍没其家”。

这类案件频频发生，让朱元璋一度得出了“充耆宿者，皆系无藉小人”的论断。

在《御制大诰续编》里，朱元璋严厉批评了明帝国的地方官员，说他们挑选耆宿时“皆不审实明白”，没有好好调查候选人的历史背景， 以致入选耆宿的有许多“劣迹百姓”——“有昔为皂隶者，有为簿书者，有屡犯过恶者，有弓兵者，有说事过钱者”。为了将这些“无藉小人”从耆宿队伍里清理出去，朱元璋颁布了两项政策：一，地方官府选拔耆宿时“务必崇尚德人”，必须对候选者进行背景调查；二，“无藉之徒”见到《大诰》后，须立即抽身辞去耆宿身份，老老实实回家抚养儿孙。朱元璋警告说，若有人不遵旨令，继续“在官应当耆宿，运不良之谋”，仍充当耆宿做害民之事，必会“身亡家破”。

肃清政策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效果。洪武二十一年（1388），户部郎中刘九皋上奏说，“耆宿颇非其人，因而蠹蚀乡里，民反被其害”，耆宿害民仍是常见现象，民间怨念很大。于是，这一年的八月，朱元璋下令“罢天下府州县耆宿”，直接废除了耆宿制度。

宣布废除耆宿制度，既意味着朱元璋的失望到达了一个顶点，也意味着耆宿害民的情况确实很严重。

这是一种早已注定的结局。因为朱元璋创设的耆宿制度，有一个致命缺陷，那就是耆宿的选拔不取决于里中一百一十户百姓，而是取决于地方官府——《御制大诰续编》第八条里说，“今之为官者……所用耆宿，又非其人”，且要求“《诰》至，所在有司，务必崇尚德人”。

权力来自谁，权力的使用者便对谁负责。耆宿的权力来自地方官府，老人们就会很自然地变成地方官府的权力在基层（里）的延伸。在“刘汶兴案”里，河南府新安县的众耆老，之所以愿意千里迢迢自费来南京城，为本县官员作保，便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来自本县官员，他们的利益与这些官员捆绑在一起——官员们可以让众耆老享受“赴潼关近处籴粮上仓”的优待，也可以让他们丧失这项优待。

正因为耆宿的利益与地方官员的利益捆绑在一起，所以《明太祖实录》里记载的“耆民诣阙”事件中，也以进京给地方官员作保为最多。比如，济南府齐东县知县郑敏被逮捕后，该县有“邑民数十诣阙言其贤”，后来郑敏被调往他处，该县又有耆民来京要求让郑留任。代州繁峙知县刘英被捕后，该县“耆民十四人诣阙”，说刘英是个“诚心爱民”的好官。湖州府归安县的县丞高彬被捕后，有“耆民诣阙”，说他廉洁奉公从不扰民。凤阳府泗州盱眙县的知县方素易因母亲去世必须离任，该县“耆民刘本等诣阙”，请求朝廷破格让他继续做下去。安庆府怀宁县的县丞苏益被捕后，该县“耆民程庆六率众数十人诣阙”，说他平日多行善政，希望朝廷将之释放。类似案例很多，不再赘举。这些案例中，耆民们对地方官员的赞美究竟是不是事实，因史料匮乏已无从做更具体的分析。上述案件，朱元璋皆未派人调查便允准了耆宿们的请求。就这一点而言，刘汶兴等人实属运气不佳。唯有一点可以确认，那就是：这些耆民是地方官员筛选出来的，他们与地方官员是一个利益共同体。

除了给官员作保，《明太祖实录》里也记载了一些耆宿赴京为地方百姓利益发声的案例。比如，山东宁海州文登县因连年水旱歉收，于是有“耆民王子春等”请求朝廷将“预备粮储”贷给没饭吃的民众。西安府泾阳县有“耆民诣阙”，请求朝廷拨款维修塌坏的洪渠堰。凤阳怀远县因干旱歉收，有“耆民胡官一等”来京，希望朝廷不要按惯例征收粮食，请求改收银钞布帛。这些案例的存在也很容易理解，耆宿虽然拥有特殊的政治身份，但他们终究仍生活在里巷之中，仍生活在百姓中间。平常时日里利用特权欺压乡民，并不妨碍他们在水灾饥荒来临时赴京请愿。毕竟，若能得到朝廷的减免与赈济，对乡民有好处，对耆宿自己更有好处，他们名下也有田地需要灌溉，也有税赋需要缴纳。

笔者未能从《明太祖实录》中找到旨在为普通百姓申冤的“耆宿诣阙”事件。略有近似的一例发生在洪武十九年（1386）。当时，处州府丽水县的大姓陈公望等五十七人，被一个因“干谒富室不应所求”而心怀不满的“卖卜者”赴京举报，说他们正在聚众谋乱。朝廷高度重视，立即派了锦衣卫千户率部队前往丽水县抓人。丽水知县倪孟贤知道此事后大惊失色，紧急密召本县父老询问调查，又亲自下乡微服私访，发现所谓的造反集团“男女耕织如故”，于是召集本县耆老四十人，请他们赴南京上诉，戳穿“卖卜者”的诬告。朱元璋相信了耆老的证词，知县倪孟贤与丽水县的众百姓遂逃过一劫。

在这个案子里，虽然“大姓陈公望等五十七人”是受益者，但推动耆宿们赴京的主要动力，仍是知县。本县出了造反集团，地方官一定会被牵连。发动耆宿赴京来消弭这场谋反案，对倪知县来说生死攸关。

上文节选自谌旭彬老师新书《活在洪武时代》，本书将洪武帝朱元璋在《大诰》中写到的十二个案件抽丝剥茧，详尽地阐述了在这些毫无法理、常识和逻辑的案件背后的来龙去脉。

从明初的军事、土地、政治、法制等政策制度入手，梳理涉案人员的行为动机，解读洪武帝审案和判决的依据和目的，从而勾勒出洪武时代各色人物的荒诞命运以及可怖的生存状态，再现了洪武帝“重典之治”的本来面目。

在这些案件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毫无人身自由的卫所军奴，被捆绑在土地上不得离乡的农民，说错话连累邻里被没收家产的老妇人，不想做官只能切指的士人，遵行合理的立案程序却没能揣测出“圣意”的官员……

通过这些小人物如草芥般的命运，我们看到一个脑回路清奇的开国皇帝，是如何欺骗控制官员，如何监视窥探民众的。这些案件，让我们看到了“洪武之治”的另一面。

本书的作者谌旭彬，笔名言九林，资深历史编辑，十年原创经验，现为“腾讯短史记”主编，他写出的东西往往既有学术底蕴与强烈的现实关怀，又能深入浅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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